佛學與中國文化的因緣

 
   

南懷瑾 

 

 

講到佛學與中國文化歷史的因緣,首當提出中國文化的界說,分為三大階段。第一階段:自三代前後,中國傳統文化淵源以伏羲畫八卦而建立《易經》天人之際的文化為基礎,是屬於原始的、質樸的、科學而哲學的文化;經過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演進,便形成以易、禮為中心的天人思想。第二階段:由於傳統文化的分化,到周、秦之際,產生諸子百家學術思想互為異同的天下,複經秦、漢前後的演變,漸次形成儒、道、墨三家學說思想特立獨出的形態。第三階段:再經魏、晉、南北朝的演變,產生隋、唐以後儒、釋、道三家鼎峙,隨時變易互為興衰的局面。從此曆宋、元、明、清,講到中國文化,便以儒、釋、道三家並舉為其中堅代表。好像中國的地理河流,北有黃河,中有長江,南有珠江流域,綜羅交織而灌溉滋茂了中國文化生命。所以講到中國文化,實在不可偏舉,我們身為中國人,更不能不瞭解自己文化的真象。尤其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,與西方文化哲學,基本大有不同;如果說中國.有哲學思想,卻不是獨立的專科,中國的哲學,素來是文(文學)哲不分,文史不分,學用不分,無論研究中國哲學或佛學,它與歷史、文學、哲學、為政四門,始終無法分解,等於西方的哲學,與宗教、科學和實際的政治思想,不能脫離關係,是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由以上所舉,要知秦、漢以後,儒、道兩家學說思想的互相隆替,以及佛教文化輸入的前因後果,便須瞭解兩漢思想學術演變的原因:兩漢的學術思想,始終是儒、道兩家思想的天下;墨家思想在漢初已經融化為儒、道的附庸,並無特立的藩籬。西漢初期,因為政治領導與社會的趨勢,道家思想最為流行,歷史上有名的“文景之治”,完全傾向道家黃、老之術,這是時代的需要,也是漢初政治原則上的必然趨勢。從此道家學術思想,便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一個定則,凡當撥亂反正的時代,必定需用道家學術的領導,到了天下太平,便“內用黃老,外示儒術”。這個原因,留待講述道教學術時,再加說明。西漢以來,因為道家學術思想的盛行,於是法家、陰陽家、雜家等思想,也都托足道家門庭,依草附木而欣欣向榮,及其流弊所致,便造成西漢陰陽家的五德終始,以及讖緯(機樣)的迷信風氣,王莽的叛亂、光武的中興、漢末三國的局面,無一不在讖緯的觀念中而構成政治治亂的心理因素;因而有漢末道家的隱士思想,與墨家變相的遊俠思想結合,產生道教的雛形,便與佛教學說互相推排,而又互相融化。

同時兩漢學術思想,自經漢武帝與董仲舒輩的提倡,“罷黜百家,一尊於儒”,使孔、孟、荀以來之儒家思想,一變而為兩漢經師儒家的天下,於是訓詁、注疏與各主一家的傳經風氣,彌漫朝野,由學術思想的權威經師、博士、與選舉孝廉、拔用賢良方正的制度互相交錯,而造成東漢後期的世家閥閱(門第)的弊端,以致形成黨銅之禍,使學術思想與政治因素,互為表埵茷P成政治社會的亂源。漢初承戰國與秦室的變亂,文化學術凋蔽已盡,西漢傳經與注疏的工作,實在甚為重要。但自東漢末期,注疏傳經,已經流於支離繁瑣,藉此從事學問而博取功名,則為唯一工具,如要真實尋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奧義,已如強弩之末,勢已不能透過紙背了;所以兩漢學術,一到三國階段,便相當空泛而黯淡,恰在這個時期,佛教學術思想,挾新穎玄奧的哲學,源源輸入,因此而形成魏、晉、南北朝學術思想的形態。

關於魏、晉、南北朝文化的頹廢與新運,一般多歸過於三玄之學的勃興,與清談風氣的腐敗。其實,如果瞭解兩漢歷史文化的演變,對三玄之學與清談興起的原因,就不會倭過於少數讀書人,如何晏、王弼之流了。在中國歷史上領導學術思想的轉變,少數有識之士,固然可以開創風氣,但真實形成力量的,仍然屬於實際政治的領導人物,孔子推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,固然是如此,後世領導方向的正確與否,還是不能例外;初唐君臣,領導學術思想,面啟發佛、道兩教,宋初君臣,領導儒家而產生理學,後來明、清兩代,無一而不如此,所以說學術風氣的轉移,在於一、二人者,決不是少數坐議立談空言之士可以做得到的。總之,魏、晉三玄之學與清談風氣的形成,它的偏向,既不是老、莊思想的罪過,也不是佛學般若談空說妙的錯誤,細讀歷史,便知是由於魏武(曹操)父子(曹丕、曹植)的文學情調所影響,何晏、王弼都是少年貴族,持寵氣驕,既不能從事挈靜精微的學問,又不能作疏通知遠的工夫,而以老、莊思想的風流外表,互為三玄注解,那是文學的哲學的必然結果,所以從純粹的哲學立場看魏、晉、南北朝的思想,除了佛學以外,所謂三玄之學,只是文學的哲學而已,由玄學再變而有清談的風氣,由清談而造成無用之用,置天下國家事於風花雪月之間,那是勢所必然的結果。

同時,佛教學術思想,又因兩晉、南北朝西捶氏族的崛起,互相爭霸而入主中原,於是推波助瀾而使佛學東來的洪流,源源不絕,因而奠定隋、唐之間中國佛教,與中國佛學成長的根基。或有認為南北朝間佛學的輸入,是憑藉西捶氏族的武力入侵而注入,等於清朝末期西方宗教向中國的傳教情形一樣,這個問題,在中國歷史資料上,非常明白,不可混為一談。事實上,南北朝之間西捶氏族的入侵,因為他們文化根基過於淺薄,本來便毫無文化思想可言,與宗教政治,更不相干,只是一種盲目的凶頑殘賊而已,後來如石燕、姚秦的作為,全賴感染佛教的教化,而稍戢其淫威,他如北魏的情形,更因受到佛學的薰陶,而融會接受儒、道二家文化的結果,那是史有明文,毋庸爭議了。總之,南北朝的佛學,因為與中國儒、道兩家文化的互相融會,奠定隋、唐以後中國文化與中國佛學勃興的階段,西域來中國的名僧如佛圖澄、鳩摩羅什等人,無一不是英睿特出之士,而畢生致力於佛學文化事業,對中國文化思想的貢獻,都是功不可渦,無可厚非。

此外,在人物方面,如因譯經事業的關係,發明中國的音韻之學,便有以此名家的沈約,因佛學的譯述而啟發文法,即有著作《文心雕龍》的劉勰,又如雲岡石窟,與唐代敦煌壁畫,以及音樂、詩歌、藝術等等的發達,無一不與佛學有關。但必須記得,自東漢以來到隋、唐之間,由印度佛教思想吸收成為中國文化的佛學,其間經歷艱難困苦,錯綜複雜的過程,約有四五百年的時間,才形成唐代的文化。溫故而知新,現在要談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,雖然時移勢易,加上現代科學工具的發達,但無論如何,也不是在短時期內,或一個世紀中便可望其成就的,所以我們生在這一時期的知識青年,對於當前中國文化的趨勢,與自身所負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責任,更須有所警惕而加倍努力。

至於隋、唐以後,儒、釋、道三家學術陣容的形成,當然有其歷史背景,遠因已如上述,近因則另有新的面目二(1)由於唐室李氏宗親的關係,自唐太宗以來,自詔定道教為國教,尊奉李老君為教主,因此而奠定道教在唐代政教上的根基。(2)又因為唐室君臣,醉心佛學,故雖尊奉道教,實則佛、道並重,但在人事地位上,略加分別而已。(3)自初唐開國將相,多數為文中子王通的門人。而王通講學,對於儒、釋、道三家學說思想,擇其善者而從之,素來不分畛域,因此,一般讀書人,號稱儒者的知識份子,多已有儒、佛不分,儒、道無別的學術思想;即使如中唐以後,一位得力于墨家,而以文章名世,號稱為儒家正統的韓愈,雖鬧過史稱排佛的大事,其實,還是後人正反雙方的渲染過度,細讀韓愈排佛的文章,與歷史的事實,他當時只是對於佛教制度,與某一類佛教徒的不滿,並非對佛學本身多有攻擊。而且自韓愈以後,直到宋、元、明、清幾代理學家們的儒者,排斥佛教最力的理由,就是說它廢棄倫常,無父無君的出家制度,此外,少數有關佛學的批評,到底都是門外漢的外行話,無足輕重。如從深入的角度來看,韓愈排佛,於佛教毫無損失,所以當代名僧禪德,極少出來說話,真正打擊宗教本身的,往往出於宗教徒的自身,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例,凡為任何宗教的人士,應當深省。

唐代佛學的勃興,影響中國文化每一部門,真到後世而普及日本與東方各國,約有三大原因:(1)由於天下太平,社會安定。佛教人才輩起,創立中國佛學各宗義理,因此而普遍影響唐代的中國文教。(2)因南頓北漸的禪宗風氣,普遍宏開,唐代文學與所有文化學術,如蜜人水,如鹽加味,隨處充滿禪意的生機,同時因百丈禪師創立叢林的寺院制度,使佛教十宗學派,一律托庇宇下,奠定中國佛教與中國佛學的特色而照耀古今中外。(3)因玄類法師自印度留學回國,翻譯佛經事業的影響,以及佛學唯識法相的翻譯完成,使中國文化中的宗教哲學思想,確立邏輯的思維體系,因此而與儒、道兩家,左右逢源,互相吞吐諸子百家之長,而構成中國文化三大巨流的特質。

物壯則衰,事窮則變,佛學禪宗經晚唐五代以後,它的蛻變與轉向,也是文化歷史的必然趨勢,所以一到宋初,由於開國君臣的崇尚孔孟學說,於是讀書人士當然是儒家之徒的知識份子,便在有意無意之間,吸收隋、唐以後四百年來佛學修養的精神與方法,搖身一變,而產生理學濂、洛、關、閩的門庭。理學家們講學的方法與作風,書院制度的規模,無一而不從禪宗形態蛻變,平心而論,要說宋、明理學等於儒家的禪宗;佛教禪宗,例如佛家的儒、道,實在不算過分,但這只是言其形式,如究其實質內容的異同,就大有分別了。禪宗、理學,經過兩宋、二三百年的互相推排,及其末流,同時皆趨沒落,禪宗有默照(沉默)邪禪及狂禪的混雜,理學有朱、陸道學問與尊德性的紛爭,一逢元朝武力入侵,挾佛教密宗的喇嘛教的捲入,便使亦儒亦佛的兩家巨室,就都生出支離破碎的蔓草荊棘了,從此使明代三百年來的文教,籠罩在一片不是狂禪的理學,即是理學的狂禪的氣象之中。雖然有王陽明創立履踐篤實的良知良能的學說,但依違儒、佛之間,畢竟大有問題存在,因此使明末、清初的大儒們,譏為“聖人滿街走”、“平時靜坐談心性,臨危一死報君王”等,確有原因,並非純屬意氣用事,清初佛學與禪宗,雖有雍正的再度提倡,但因既定的國策,始終以外崇喇嘛教而羈康西北邊唾,故亦一蹶不振,無能為力了。

 

總之,由於以上的簡述,對於佛學與中國過去文化歷史的因緣,大概已可瞭解其重點了。

 
 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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