〈禮儀如何代表群體〉

 
     

作者:林律光

 
     

(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兼任講師、澳門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)

 
     
 
     

    《禮》為《五經》之一;周公「制禮作樂」;孔子「刪詩書、訂禮樂………」並以「禮樂射御書數」六藝教人;而訓其子鯉「不學詩無以言;不學禮無以立」;我國固有倫理道德之「三綱」、「五常」,亦屬禮之最高準則。由此可見,「禮」對於民眾之重要性。茲舉我國珠江三角洲地區崇拜「北帝」之情況,說明禮儀如何代表群眾。

北帝,又稱玄武,本為天上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之總稱,源於古代之星辰崇拜,後與民間之自然崇拜結合,經長期演變,逐漸人格化,並有真武、玄天上帝、黑帝等別名。宋代以後,屢獲統治者加封,受尊崇之地位越趨顯赫。至明代,由於太祖及成祖皆以為北帝庇蔭彼等得天下,因而將北帝祭祀列入國家祀典中,成為一種正統化之意識形態。

番禺沙灣村有一項傳說:明成祖(永樂帝)於一次戰事中慘敗,僅一將軍護駕逃回。後來對子民說,幸得一位披髮仗劍赤足之水神所救,此水神乃北帝,於是命人照皇帝之樣子鑄造四尊北帝,一尊放在北京故宮,另一尊放在武當山(北帝修仙飛升之地,一尊不知所踪,一尊送給那位將軍,將軍抬回家中供奉祭祀,因為很靈驗,親友都來崇拜。將軍死後,兩個兒子為爭神像而打官司幾十年,後經一名父執李昴英調解,兄弟和解,並將北帝送給李昴英,李將神像帶回沙灣,安放於村外青龍廟,鄉民頻來拜祭。此傳說反映出,民間社會之北帝信仰,是在對皇權崇拜心理支配下而形成。珠江三角洲地區之北帝崇拜,在明代成為一種重要之民間信仰,乃當時正統文化規範向地域社會滲透之一個結果,亦可視作統治者利用迷信,透過種種崇拜禮儀,從而達至融和及懷柔群眾之目的。

據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的說法,北帝身兼水神和北方神之雙重身份,使祂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別受尊崇,從而表現出地方社會對中央王朝統治之服從及認同。與此同時,政府對民間社會之北帝崇拜之正統性和合法性,也是認可,這從明朝嘉靖年間,政府銷毀那些「諸祠廟不在祀典者」之淫祠時,獨獨不毀北帝廟這一事實中,得到証明,亦說明,政府通過施恩優渥等手段以期鞏固其統治。

上述屈大均之說法,謂北帝崇拜與南方水國有特殊關係,已顯示本地之北帝信仰帶有濃厚地方色彩。事實上,在珠江三角洲地區,儘管北帝信仰可能是在朝廷推崇之下,普及開來,但它被民間接受,卻完全是以民間方式來實現的。

除了前面提過那個關於北帝與永樂皇帝有聯繫的傳說外,對確立北帝在鄉民信仰中的地位,具有更關鍵意義的,就是一些文獻的記載。例如佛山文獻中,說北帝如何顯靈,如何消災解難,如何幫助鄉民抗賊等等,都構成民間對北帝崇拜的理論形態。又據三水縣的一個傳說,說北帝原是一個牧牛童,得玉帝之信任而修成正果,這就拉近北帝與民間社會的距離,確立北帝與地方社會及村民之間的直接聯繫,北帝也就由王朝祭壇走向民間。而民間對士大夫文化的景仰,與及合法性的需要,於是,士大夫在地方社會的領導地位,也為他們提供種種按照儒家正統學說解釋民間北帝信仰的機會,民間重修北帝廟時,總請士大夫主持和撰寫碑記,就是一種常見途徑。在士大夫所撰寫的碑記中,致力將關於神明的「合理」解釋傳達給民間,是為了維護神明信仰的正統性。而一般鄉民對北帝的信仰,很少抱守士大夫一再強調的有清晰理論界定的信條,他們關心的只是與現實生活目的相聯繫的神的「靈驗」,希望通過小心周到地供奉神明,達到官紳婦幼,士農工商,莫不飲和食德的目的。

另外,朝廷將有功德於地方社會的神明列入祀典,委派地方官舉行春秋祭禮,是政府介入民間宗教生活之重要手段,亦是朝廷通過崇拜北帝之禮儀,實現其麻醉群體及調和群體,方便統治之政治目的。

在珠江三角洲地區,最隆重的北帝祭祀儀式,是三月初三的北帝誕的祭祀活動。主要內容有遊神、設醮、演戲、燒爆竹等。人們在喜慶狂歡的氣氛中,感知和確認神的存在,並表達對神明威靈的敬仰。這種活動禮儀,更有培養地域團體成員認同感的功能,是地方社會中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活動。

《史記•太史公自序》:「禮以節人。」就是說禮是用來節制人的行為;又說:「禮,經紀人倫,故長於行。」禮是人世倫常之綱紀。道理非常正確,所以,禮儀對群體來說,是有著積極意義。

 

 

 
 
 
         
   
         
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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